又到一年“兩會”季，今年的全國政協與全國人大會議本周都在北京開幕，官媒一直認為這是我國商討國計民生最重要的年會，網絡卻有戲稱這是我國最大的高官富商派對年度秀。不管這些，“兩會”似乎離我們越來越近了，不僅是這幾年“兩會”代表中有了陶瓷行業的從業人員，而且還有了與行業相關的提案。去年“兩會”期間有關于國家強制性標準《陶瓷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GB25464-2010》的質疑與修訂提案。2013年“兩會”期間，我曾寫了題為“從‘兩會’說到數據民主”的專欄文章，設想如果自己是“兩會”代表，能夠拿出什么“提案”來。
也就是在這一周，“兩會”期間，我們這些人民一員(非人民代表)在飯桌上聊到“兩會”提案與“欠薪”問題，有行業媒體的朋友說，已經知道有陶企欠薪達五個月了。不知道“欠薪”怎么就成了30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久治不愈的痼疾;不知道政府相關部門有沒有針對“欠薪”問題的應對預案;不知道“欠薪”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消失還要多少時間;不知道在歷年的“兩會”上，有沒有關于解決“欠薪”問題的提案……雖然關于“欠薪”總有許許多多的“不知道”，但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比欠薪問題更簡單的問題了，如果要解決也是再容易不過了，“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”，在飯桌上我甚至夸海口說，欠薪這個問題如果交給我去處理，最多一兩周就夠了，足以全面徹底解決。
為什么“欠薪”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，2014年全國影響最大的討薪案例就是山西太原周秀云討薪致死事件;我自己也曾親眼見到站在廣州獵德大橋上的討薪民工。在經濟增速下行的時候“欠薪”很容易成為嚴重的社會現象，在歲末年初，微信上流行著這樣一個段子：“農民工站在10層樓樓頂給包工頭打電話，因為欠薪準備跳樓;包工頭說我是站在20層樓樓頂給開發商打電話，因為拿不到工程款準備跳樓;開發商說自己是站在30層樓樓頂上給政府打電話……”。雖是網絡段子，多少說明欠薪不僅已經是一種社會現象，儼然也是一條生物鏈了，有些時候這個生物鏈的源頭還是政府。為什么“欠薪”問題長期存在，究其究竟，政府要么就是自陷其中，無能為力;要么就是以“維穩”為重，無所作為。如果政府相關部門一些管理人員的立場不出現問題，周秀云事件不會演變成悲劇。
一個企業半年甚至一年不發工資(欠薪)，還可以存在，甚至處于運作狀態，一個企業半年或是一年不交稅，還可以存在嗎?顯然不可能。為什么社會“仆人”(政府)與“主人”(民工)對企業的制約作用差異如此之大， 為什么“仆人”無法有效地維護“主人”的利益?顯然不是能力不夠，就是作為不夠。記得去年佛山市一位副市長說，“要像抓計劃生育一樣抓環保”，一個可能被歷史證明并不正確的國策計劃生育，也能有效地“抓”了三十年。一個天經地義的欠債還錢還解決不了嗎?如果工薪都付不出，還辦企業干什么?難道要讓工薪階層義務出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?難道“欠薪”不能成為一票否決嗎?
其實“欠薪”問題并不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，而是比較具有中國特色。我到過英國、澳大利亞等國，其藍領階層都是每周領薪水，其實就是可以有效迅速地發現欠薪問題，而且他們藍領基本是每周四發工資，為此整個社會還配合有周四晚的Shopping Night,周四晚上商店營業時間延長至九點以后。
其實我國要解決“欠薪” 久治不愈痼疾這個問題很簡單，對藍領實行周薪，對發工資的監督采用對待交稅的監督方法，一旦出現“欠薪”，從嚴處罰，一票否決。新一屆政府提倡依法治國，如果依法治國，“欠薪”痼疾，一定很容易治愈。
